年度行動計劃全文(5篇)

摘要:農業文化遺產作為傳承至今的傳統農業生產系統，是遺產所在地乃至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如何保護與管理這些彌足珍貴的重要資源，成為農業文化遺產獲得認定后面臨的重要問題。遺產監測對于遺產的保護與管理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科學有效的遺產監測不僅有助于遺產保護目標的實現，促進遺產自身特征及價值的維護，而且有助于遺產地發展目標的實現，促進遺產地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然而，與世界遺產監測相比，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工作剛剛起步，不僅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諸多困難，而且缺乏有關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理論研究作為支撐。為此，文章對農業文化遺產監測中的關鍵問題進行闡述，并結合我國近幾年開展的監測實踐活動，就農業文化遺產監測面臨的難題進行分析，以期豐富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理論研究，為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工作有效開展提供理論指導。

關鍵詞：農業文化遺產；遺產監測；監測內容；監測體系；評估

作為遺產管理的重要內容，遺產監測對于提升遺產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科學有效的遺產監測不僅能實現遺產自身的保護及其價值的維護，還能實現遺產地的可持續發展。在眾多遺產類型中，世界遺產的監測工作備受矚目。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明確提出世界遺產的監測理念；經過20多年的探索，世界遺產委員會于1997年頒布《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建立了反應性監測和定期報告兩種監測形式[1]。世界遺產的監測在UNESCO的領導下，歷經40多年的發展，在理論研究及實踐探索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體現在專業的技術團隊、完善的監測機制、詳細的監測規范等多個方面[2-3]，為其他遺產類型的監測提供了借鑒經驗。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起“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GIAHS）”保護行動，旨在對具有全球重要性且面臨消失危機的傳統農業系統進行保護[4]。經過10余年的發展，GIAHS的保護與管理工作日益規范化，GIAHS申報國家以及認定數量逐年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共有57個傳統農業系統被FAO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國家層面上，中國、韓國、日本相繼開展國家級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截至2018年年底，中國共有91項傳統農業系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認定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China-NIAHS）。隨著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工作的不斷進步，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被提上日程。2013年，GIAHS《能登公報》提出“對農業文化遺產開展定期監測以確保其活力”；2014年，FAO-GIAHS項目評估報告指出“建立中國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和評估機制應該是未來國家層面上需要努力研究的方向和工作的重點”；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公布實施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管理辦法》要求“開展遺產動態監測工作”[5]。相對于世界遺產監測工作的系統開展，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缺乏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理論研究。為此，本文結合近幾年開展的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實踐，就農業文化遺產監測中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闡述，以期豐富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理論研究，為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工作的開展提供理論指導。

1監測概念的辨析

不同的學者對于遺產監測有著不同的理解[3,6]。然而，無論對遺產監測的理解存在何種差異，越來越多的遺產管理和研究人員認識到遺產監測在遺產價值反映與管理決策方面所起到的關鍵作用[6]。遺產自身的瀕危性與脆弱性使得許多過程不可逆，一旦受到破壞必然引起遺產價值的喪失。遺產監測能夠獲得動態數據信息，及時發現面臨的問題，從而提高遺產保護與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然而，在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特別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中，人們往往容易混淆兩個監測概念，那就是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和農業文化遺產行動計劃監測。根據FAO的要求，GIAHS候選地必須隨申報書一起提交行動計劃。該行動計劃要求在識別威脅與挑戰的基礎上，制定詳細的保護策略、措施和行動，調動多方利益主體和資源，促進農業文化遺產的動態保護[7]。在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中，與GIAHS行動計劃相對應的是China-NIAHS保護與發展規劃。事實上，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與農業文化遺產行動計劃的監測并不是一回事，在遺產監測內涵上有著很大的區別。農業文化遺產行動計劃的監測必須要回答兩個問題：①這些保護行動是如何實施的？②這些保護行動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而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則需要回答這樣兩個問題：①遺產是如何保護與管理的？②遺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難看出，農業文化遺產行動計劃監測類似項目管理中的一個環節，是對保護行動實施過程及效果的監測，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相對狹窄的邊界范圍；而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則更像是一個“科學觀測”，涉及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方方面面，并不局限于行動計劃的實施及其對遺產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和相對寬泛的邊界范圍。由于針對性較強且監測范圍相對狹窄，農業文化遺產行動計劃監測比較容易開展。日本和韓國目前開展的GIAHS監測主要是對GIAHS行動計劃的監測。通過實施效果與預期目標的對比，日本的農業文化遺產地可以及時地對保護行動做出調整[8]。韓國的GIAHS行動計劃得到韓國農業、食品和鄉村事務部的資金支持，讓開展GIAHS行動計劃監測工作順理成章[9]。我國較早獲得認定的農業文化遺產地，比如浙田、河北宣化和江蘇興化，也相繼開展了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規劃的修編工作，實現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跟蹤監測。相比之下，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難度比較大，目前僅有中國嘗試開展了此項工作，這也是本文接下來討論的重點問題。

2監測內容的設計

農業文化遺產監測的難度首先體現在監測內容的設計上。這些內容的監測數據必須能回答“遺產是如何保護與管理的”和“遺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2個問題。這不僅涉及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對遺產特征與價值變化的正確反映。盡管如此，農業文化遺產監測內容的設計有據可循，就是必須與農業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緊密聯系。定義與記錄遺產的特征與價值變化對遺產監測來說是最基本的前提，而遺產的特征與價值同遺產的認定標準密切相關，因此遺產的認定標準就構成了最基本的監測內容。而圍繞遺產的特征與價值梳理開展保護與管理工作，自然就構成了遺產監測的另一核心內容。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為例。FAO將GIAHS定義為“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些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且可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4,10]。GIAHS的認定標準涉及食物與生計安全、生物多樣性、地方傳統知識與技術體系、農業文化、價值體系和社會組織以及景觀特征[7,11]。只有同時滿足這些標準的傳統農業系統，才能獲得認定。因此，GIAHS的監測一方面要圍繞認定標準所解讀出的遺產特征與價值，對遺產本身的動態變化進行觀察與記錄；另一方面要對遺產地開展的保護與管理措施進行跟蹤與監督，揭示其對遺產特征與價值的影響。就遺產自身變化而言，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內容應側重于遺產在生態維持、經濟發展、社會維系、文化傳承等特征與價值上所表現出的變化；而對于保護管理措施，農業文化遺產的監測內容則應聚焦管理體制、管理能力、科學研究、示范推廣、培訓交流等多個方面，可歸納為體制機制建設和宣傳示范推廣兩個大的方面。

一、鋼鐵企業治理環境的必要性

近年來，我國鋼鐵產量與日俱增，產能明顯過剩，鋼鐵企業冶煉工藝先進與落后并存，一些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落后鋼鐵企業，已嚴重制約了鋼鐵行業環境治理的進程。作為國有大型鋼鐵企業，邯鋼實行“恪守環境法規，堅持持續改進，貫徹污染預防，實現清潔生產，創建綠色邯鋼”的環保方針，堅持資源高效利用，加強環保技術的推廣應用，深入推進公司環境績效管理，強化環保設施管理和重點環境因素控制，不斷提高環保體系運行質量。

二、邯鋼環境治理的應對策略

1.貫徹學習法律法規是環境治理的執行利器

新《環境保護法》是我國現行法律中最嚴格的一部專業領域行政法，其多項規定將對鋼鐵企業帶來較大的影響，并進而可能對企業的生產形成制約。第一，鋼鐵企業為了使生產行為中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環保法規，可能會主動減少產量；第二，由于新的法案對污染企業的罰款是“上不封頂”，顯示出國家對于污染的懲罰力度進一步加大，而很多鋼鐵企業為了避免罰款，預計將主動加大環保投入。但是在鋼鐵行業近來經營形勢一直不見好轉的情況下，一些環保成本高于生產效益的企業，可能會迫于壓力而主動退出市場。這均將有助于化解鋼鐵行業的過剩產能，緩解市場供應壓力。此外，《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對鋼鐵企業既提供了有效指導，又對企業是一種約束。

2.成立環境保護小組，落實領導責任

公司成立環境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定期召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公司環境保護工作，傳達國家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政策、法令、指示精神，監督檢查集團公司對國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及標準的執行情況，介紹、推廣同類型企業單位環境保護管理的先進經驗和方法。結合公司規定的各單位職責，各單位環保管理按照“一崗雙責、黨政同責、實行單位和責任人雙罰”的管理原則，廠部長、黨委書記對本單位環境保護工作負主要領導責任，分管環保的副廠部長負主管領導責任，生產或設備副廠部長對分管工作的環保工作負直接領導責任。

摘要：戰略管理體系是實現地鐵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上海地鐵從“十一五”開始持續推進戰略管理體系優化工作，已經形成“總體引領、分項支撐、相互銜接、協調呼應”的戰略規劃格局。但上海地鐵戰略管理體系仍然存在戰略管理組織體系尚需完善、戰略規劃體系尚需清晰、戰略編制質量有待提高等問題，需要按照“統一管理、專業分工、完善體系、優化機制”的基本原則，進一步明確規劃構成，強化總戰略、業務戰略和職能戰略的銜接，持續優化環境分析、對標工作、指標逐層分解等戰略機制，提高戰略管理運作效率，進一步提升上海地鐵的競爭能力。 

關鍵詞：地鐵；戰略管理；業務戰略；職能戰略

0引言

上海地鐵戰略管理從“十一五”起步，共編制四次五年規劃，戰略規劃體系、戰略規劃指標監控體系和戰略管理制度機制基本形成，使戰略管理由過去“重編制、輕管理”的現象在制度上得到改變，實現戰略管理的顯著提升[1]。為進一步推動企業高質量轉型發展，需要不斷完善戰略管理體系，持續提升核心競爭力，引領行業發展。

1上海地鐵戰略管理體系現狀

1.1戰略規劃體系已經基本形成

上海地鐵初步建立了由1個集團總體戰略規劃、1個三年行動計劃、12個專項規劃（建設管理、運營管理、經營管理、安全生產、科技創新、服務品牌、信息化、人力資源、企業文化、設施設備、節能、標準化[2]）、5家競爭類企業戰略組成的“總體引領、分項支撐、相互銜接、協調呼應”戰略規劃框架體系，確保戰略規劃有效實施。

1國內醫院管理人才培養的現狀

目前，國內醫院的人才培養一般都側重于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而忽視了管理人才、尤其是后備管理人才的培養。醫院的管理人才大部分都是從衛生專業技術人員中選拔出來的。這批管理人員多數是醫學專業背景，缺乏醫院管理的理論知識、管理方法和技能，對于日常管理工作，僅僅停留在經驗管理層面。有些管理者在從事管理工作的同時，還要承擔臨床醫學專業技術工作，留給管理工作的時間非常有限。從國內的教育體制來看，大部分高校對于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專門的課程設置，涉及到醫院管理方面不多。反觀國際上衛生事業管理科學研究比較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像重視其他管理人才一樣，十分重視醫療衛生管理人才的培養，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職業衛生管理人才的制度與途徑，譬如醫院管理碩士（MHA）課程設置等，我們國家極少數公共衛生學院在此方面剛剛起步。隨著醫院業務的擴大、人員的增加、衛生改革的不斷深入，醫院管理工作日益繁重。為了不影響日常工作的開展，各個部門只能允許少數管理人員利用自己的課余時間，進入正規高校參加系統課程培訓，而大部分的管理人員仍舊無法得到有效的培養，從而導致一些新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舉措在推行過程中受阻或效率不高。如何突破這一瓶頸、尋找一條可以將工作與培養兼顧的有效培養模式顯得尤為重要。在這種情況下，行動學習法在醫院管理中應運而生。

2行動學習法的應用機制

行動學習法的創始人是英國管理學思想家雷格•雷文斯教授（RegRevans，1907—2003）。1971年，他在《發展高效管理者》一書中正式提出了行動學習的理論與方法。雷文斯使用學習方程式“L=P+Q”來說明行動學習法的含義。式中，L（learning）為“學習”；P（programmedknowledge）為“結構化的知識”，是指人們通過接受指導，學習到的那些儲存于書本的知識；Q（questioninginsight）為“在不確定的條件下提出深刻問題的能力”。行動學習法是在傳統學習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又不同于傳統學習法。傳統學習方法是由講師按著講義單向傳送知識給學員。而行動學習法則是以學員為中心，由學員自己主動提出實際的的問題，并由其他學員共同研究解決方案，在行動學習法中，講師只是一個主持者、督導者，不提供任何教學。用雷文斯的學習方程式來表示的話，傳統的學習方法是以P為主位，Q為次位，故我們以小寫q以示L=P+q；而行動學習方法則是Q為主位，P為次位，故我們以小寫p以示L=p+Q。行動學習的一個理論基石是美國心理學家庫博（Kolb）提出的“經驗學習循環圈理論”（experientiallearning）。他認為經驗學習過程是具體經驗、反思性觀察、抽象概念化、主動實踐4個環節的循環。行動學習法最早由雷文斯1965年在“管理人員發展”的培訓中使用。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外知名企業開始將行動學習法運用到各個層面的管理培訓中。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群策群力”、“變革加速計劃”、“領導力發展”項目，花旗銀行的“業務經理的領導力——取得突破性業績”和“挑戰團隊”項目等都采用了行動學習法。要達到行動學習的目的，必須具備以下3個要素：真實的亟待解決的問題、行動學習小組、督導師。行動學習法是通過行動學習小組團隊協作，通過督導師的指導，在“問題—反思—總結—計劃—行動—發現新問題—再反思”的循環過程中，解決企業實際問題。

3行動學習法在醫院管理人才培養中的應用

3.1確定醫院亟待解決的問題

選題在整個行動學習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選擇的項目問題是醫院實際存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有挑戰性的、在我們能力范圍所及的問題。這樣的選題既可以結合員工原來的經驗及知識基礎，又能給員工足夠的學習機會和發揮空間。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化，醫院人事制度也逐步向“以崗位管理為核心的醫院新型用人制度”方向發展。但是目前，醫院行政管理崗位卻面臨著崗位職責不清、績效獎金分配不能體現崗位價值等問題，因此，我們結合年度崗位聘用工作，確定了這次行動學習的主題，即解決醫院行政管理崗位的崗位職責不清的問題，在培訓各部門人力資源管理負責人的同時來解決醫院管理問題。

為貫徹落實國家、省、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戰略，根據《廣東省發展軟件與信息服務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行動計劃（2021—2025年）》（粵工信信軟〔2020〕137號）、《關于推動東莞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東制造辦〔2020〕1號），加快我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產業集聚，推進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集聚區邁向特色化、專業化、品牌化、高端化，帶動全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總則

（一）東莞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集聚區（以下簡稱“市集聚區”）是指積極開展市集聚區創建工作，完成創建目標或達到創建標準后，由市制造強市建設領導小組授予“東莞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集聚區”稱號的區域。市集聚區原則上為單一園區、管委會或鎮街的區域范圍，創建期限為3年。

（二）市集聚區創建以市、鎮街（園區）合作為主要推動機制，以“統籌布局、聚焦關鍵、協同支持、培育生態、做強主體、提高質量”為原則，遵循產業規律，明確發展定位，引導資源集聚，優化產業布局，促進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三）擇優評選創建。因松山湖、南城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營收規模、軟企數量等具有較好基礎，處于全市領先地位，首批次東莞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集聚區由松山湖、南城負責創建，創建時間為2021-2023年。后續批次評選創建工作根據市集聚區建設情況有序開展申報并擇優評選創建。

二、責任分工

（一）市制造強市建設領導小組負責根據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的推薦意見開展“東莞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集聚區”稱號的授予，負責對市集聚區的創建給予政策傾斜和資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