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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農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要對技術創新作出綜合評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構建科學、系統、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的選取應遵循統計學中指標選取的系統性、科學性、可比性、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的一般原則,構建的指標要既能反映區域內政府在培育和促進創新活動開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又能評價市場機制在創新投入與產出方面的運作效果,同時還要兼顧地區發展潛力。本文在廣泛查閱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綜合考慮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并遵循評價指標的選取原則,構建的指標如下:
(一)區域綜合經濟實力
該要素是決定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基礎,本文主要包括地區農業生產總值(農業GDP)X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X2、地方財政收入X3。
(二)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指標
該要素反映影響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區域人力資源構成情況,主要包括從事科技活動人員X4、科學家和工程師X5、國有企事業單位農業技術人員X6、高等學??萍蓟顒尤藛TX7。
(三)科技投入指標
一、創新型城市的人才需求
創新型城市建設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戰略舉措。創新型城市建設必須構建城市創新系統,而技術創新是構建城市創新系統的核心。技術創新通常是指與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工藝的開發研究及其商業化應用相關的經濟技術活動。從技術創新的過程來看,技術創新是一個研發技術向商業化應用轉化的過程,這種轉化過程一般需經過以下三個主要環節:
(1)基礎性科學研究,它是技術創新的基礎和源頭;
(2)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它是技術創新的中間環節;
(3)研發技術的商業化應用轉化,即將研發新技術應用到實際生產中,生產出符合市場需求趨勢的產品;最后這個環節也是技術創新過程的最為關鍵的環節,研發成果在這一環節中真正轉換為現實生產力,這一環節的轉化的質量和效率最終決定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效率。正是基于技術創新過程的環節性,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人才需求也有層次性。對應上述技術創新的環節,技術創新過程同樣需要三種類型的科技人才:
(1)學術型人才。學術型人才主要在大學或大型科研機構基礎科學研究,探索自然規律和科學原理;
(2)工程型人才。工程型人才主要在企業研發機構進行應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把基礎性研究中的自然規律和科學原理進行設計、規劃、決策轉化成相關技術;
摘要:長三角區域的制造業技術創新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如缺乏獨創性,企業間缺乏競爭、缺乏合作,區域技術創新體系資源整合面臨障礙等。為此,企業應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建立企業技術創新合作網絡,完善區域創新體系,促進長三角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技術創新;制造業;長三角
一、長三角區域制造業技術創新的現狀和問題
從2018年全國及各地區科技進步統計監測數據可以看出,在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方面,長三角區域城市占據第二、第五及第七名的分別是滬、蘇、浙。不過,其在對技術進行創新的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以及深層問題。
(一)長三角區域制造業企業自主創新水平較低,重技術引進而輕消化吸收長三角區域制造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其企業技術能力,從表1呈現的數據可知,江浙滬地區的大中型企業中有企業辦科技機構數、科技經費籌集額以及支出額的在全國的占比為28.99%。然而,科技工作者的數量僅占全國的22.33%,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比例僅為21.96%。根據此數據可以看出,江蘇、浙江和上海的大型企業的科技人員與科技基金有關,當自主創新受到限制時,就會缺少高科技人才。如表1所示,在全國的企業中,長三角地區企業消化吸收經費與技術引進經費的占比屬于中下等水平。從表2可以看出,以往每年長三角地區大中型企業的消化吸收經費支出與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占比都沒有達到10%。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機械、電子行業消化吸收經費與技術引進經費占比就已經達到500%;在新興市場國家的韓國,其在此方面的占比更高,直接達到了1000%。這說明了長三角地區制造業消化吸收經費不高。即使從這兩個表中能夠看出長三角地區借鑒先進技術的水平較高,但也看出了其看重的是短期的、獲取效益快的模式,持久的消化吸收以及自主創新并沒有被重視,導致其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從各地區科技統計監測數據可以看出長三角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投入狀況。如表3所示,其在R&D經費支出與GDP方面的占比排名都在前排,不過企業R&D經費支出占產品銷售收入比重卻相對偏低。對地區技術自主創新能力進行約束的主要原因是企業R&D投入水平低。站在技術開發投入的角度,國外發達國家企業在此方面的占比都超過1%,更是有很多跨國企業的占比在3%到5%之間。
(二)制造業行業發展層次不高,發明創造等原創能力不足從傳統的玩具業到高科技的電子信息產業,長三角地區的許多制造業仍然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和裝配環節中,技能水平較低,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也沒有形成品牌。如表3所示,從整體上來看,長三角地區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偏低,江浙滬排名靠后,其中上海排在最后;長三角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化效益方面,江浙兩地與上海之間的差別比較大。
(三)區域技術創新體系中資源整合存在障礙在知識與創新資源方面,長三角地區十分富足,不過因為其格局呈現條塊分割、相互封閉、產學研結合度低的狀態,導致這個問題在根源上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橫向上分為中央、地方兩類,在縱向上分為科學院系統、企業系統和高校系統,各成一派,幾乎沒有互動,沒有建立資料共享、相輔相成、互相開放的協同網絡,導致創新合力無法產生。在科技發展中,因為其著重點在于GDP,使得企業在開發過程中比較著急獲得成果,注重點偏移到應用技術和競爭技術,導致其在產業核心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方面的系統化開發有缺陷。
【摘要】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源泉和動力。江蘇省科技創新發展中存在缺乏高層次人才和科技經費不足的問題。在環境視角下究其原因,則有勞動力要素市場扭曲、企業創新投入份額減少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減少等因素。對此,建議重視勞動者異質性特征、建立動態的環境規制政策、促進消費者導向的環境規制創新、加強非正式規制的力量、制定差異化的環境規制政策、爭取相關特殊政策以及提升勞動者的技能素質和水平。
【關鍵詞】科技創新;創新能力;環境污染
一、江蘇科技創新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高層次人才。江蘇省在R&D人員總量指標上雖位居第一,但在人才質量方面與科技領先區北京、上海、廣東等存在差距。2016年江蘇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中高層次人才占比僅為16.27%,與北京的40%、上海的27.12%、廣東的17.82%有一定的差距。高層次創新人才的缺乏極大地影響了江蘇科技創新能力,使江蘇難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
(二)科技經費不足。近年來江蘇不斷加大R&D經費投入,科技經費保持增長但投入強度仍然不足。2016年江蘇R&D經費投入強度為2.66%,而北京的R&D經費投入強度為5.96%,與之相比差距顯著。江蘇仍需加大科技經費投入,科技經費不足將極大地影響區域科技創新水平。
二、環境污染對江蘇省科技創新的負面影響
(一)勞動力要素市場扭曲。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勞動力流動考慮的因素會從單一的經濟因素(工資收入)轉變為包括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在內的多種因素[1]。環境不好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流動決策產生不同影響。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高技能人才跨區域流出。高技能人才其享有的工資待遇也相應的比較高,經濟因素已不再是其選擇工作地點的唯一標準,其更關注的是工作地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因素。他們更傾向于去沒有污染或者社會公共服務好的地區工作、生活。另外,高技能人才擁有較多的就業崗位選擇的機會,他們有能力跨區域流動。二是受教育程度低的普通勞動者留守。為了生存,經濟因素是其選擇工作地點的唯一標準。普通勞動力選擇跨區域流動可能會遇到許多問題,比如戶籍問題、子女教育問題、房價過高等問題,所以普通勞動者跨區域流動會面臨較高的成本,其選擇跨區域流動的可能性比較小,其沒有資本或者資本不足夠支持他跨區域流動。因此,在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不好的情況下,高技能人才很大程度上會選擇跨區域流出,而普通勞動者會繼續留守,這將致使江蘇省勞動力要素市場扭曲,導致科技創新人才涌現的動力不足,進而影響科技創新能力。
摘要:行業發展從以往的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對各生產要素的創新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供給側改革為背景,分析風險投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技術創新的影響,結合學術界研究理論,明確風險投資的影響趨勢,并結合學者給出的對策建議,為創業板上市公司提供合理風險投資的策略,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風險投資;創業板
社會已步入知識經濟與市場經濟時代,金融與技術創新的融合,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金融和技術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點,由于金融和技術的覆蓋范圍較廣,研究學者的研究角度、應用數據與獲得結論有所差異,本文將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為研究對象,總結研究學者對二者關系的分析結果。
一、供給側改革下風險投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技術創新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1.宏觀角度。在國外研究中,Tang和Chyi將中國臺灣地區市場為研究對象,選擇1985年~2001年的經驗數據為基礎,通過工具變量法開展回歸分析,明確風險投資和全要素生產力間的關系,認為前者可有效推動后者的增長;Hasan和Wang將美國394個區域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開展實證分析,分析中將專利產出數量作為技術創新的指標,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可提升專利產出的數量。在國內研究中,蔣沖將我國東部、西部與中部地區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開展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關系分析,分析中將專利申請授權書作為技術創新指標,結果顯示,風險投資可推動東部地區的技術創新,而對中部和西部的推動作用不顯著,表明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存在地域差異;姚麗將我國各省市2006年~2015年的空間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結合空間杜賓模型,開展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關系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可推動區域技術創新發展,并表現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也會推動周邊地區技術發展。2.中觀角度。在國外研究中,Kortum和Lerner將美國二十個行業的數據為基礎,分析風險投資與行業企業專利產出的關系,通過量化分析,風險投資對專利產出的促進效應,可表示為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研發投資促進的3.1倍。在國內研究中,梁愷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的數據為樣本,開展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的回歸分析,分析中將企業的出口額與專利申請量為指標,表示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回歸分析結果表示,風險投資可提升企業的出口額與專利申請量,可全面推動企業技術創新。3.微觀角度。在國外研究中,Lehoux將加拿大醫療保健企業2011年的生產數據為樣本,開展實證分析,分析中將全要素生產力及企業專利申請量為指標,表示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可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在國內研究中,馬維駿將我國創業板的制造行業企業數據為樣本,應用資源依賴理論分析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他認為風險投資可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且企業中風險投資資金的占比越高,企業的專利申請量越多,表明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越高,馬維駿認為該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風險投資可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充足資金,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吳濤將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構建CDM模型及處理效應模型,模型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機構為上市公司提供風投資金,可增加企業的專利產出,為企業技術研發提供更多資源,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1]。
(二)無顯著影響1.宏觀研究角度。就宏觀角度而言,對風險投資在創業板上市公司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更多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方世建結合前人研究理論,從中國制度變遷角度入手,根據制度變化的影響,將關系模型中添加制度變量,用作模型分析的市場化指數,開展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風險投資的應用,并不能推動將專利產出為代表的技術創新。在其分析中,該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我國關于風險投資內外部政策不完善,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劉佳麗將我國30個省份的區域創新及風險投資數據為基礎,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的關系。在區域技術創新中,劉佳麗將區域創新綜合效用、知識創造效用等內容為指標,衡量技術創新水平。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創業投資并非推動區域創新的主要原因。蔣文軍將我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對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的關系開展分析,技術創新用專利產出為指標。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并不能提升專利申請量。因此,部分研究學者認為,風險投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無影響[2]。2.中觀研究角度。在國外研究中,Ueda和Himkawa將美國制造行業企業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開展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的實證研究,研究中將全要素生產率選作技術創新的指標,研究結果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可推動企業技術創新,但其推動作用存在顯著行業差異。同時,就該理論,兩名研究學者在三年后開展進一步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美國市場中,風險投資僅可提升企業的專利產出數量,并不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在國內研究中,熊季霞和丁彥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在2004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數據,構建DEA模型,根據截面數據及時間序列開展實證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在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方面,并未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3.微觀研究角度。在國外研究方面中,Engel和Keilbach將德國中小企業為基礎,分析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和發展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會影響企業的成長歷程,但在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方面,并未表現出顯著影響。在國內研究中,吳濤開展風險投資對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影響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可提升企業非發明專利的數量,但并不會影響企業專利產出,而該指標才是評價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黃丹丹將我國2009年~2016年創業板上市的科技型企業為基礎,開展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間的關系并不顯著[2]。
(三)消極影響在風險投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技術創新的消極影響方面,研究內容較少,主要涵蓋以下幾種理論。在國外研究中,Zucker將生物技術行業企業為基礎,對其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的關系開展分析,分析結果表明,企業的風險投資規模擴大,會降低技術創新率;Bhide將風險投資機構對風險投資、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為研究重點,他認為風險投資機構開展的相關工作,會影響被投資企業對風投的印象,如對被投資企業的調查、投后對被投資企業的監督,從而降低被投資企業的專利產出,阻礙其技術創新;Stuck與Weigarten將美國計算機行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風險投資及其技術創新關系開展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和無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相比,受到風險投資的企業技術創新效率更低。在國內研究中,尹潔將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數據為基礎,對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開展回歸分析,分析中使用全要素生產率以及企業的專利產出,表示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貧w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會降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阻礙技術創新;茍燕楠和董靜將中小板上市企業的數據為基礎,開展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的實證分析,分析中使用研發投入、專利產出兩項指標,表示企業的技術創新。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和企業研發投資間均存在負相關關系,表明風險投資會阻礙企業技術創新。另外,還有研究學者指出,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間存在U型關系。溫軍和馮根福選擇傾向得匹配法及倍差估計量等方法,對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與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在未上市時的數據進行處理,根據處理結果,分析企業的增值服務及攫取行為間的關系,分析結果指出,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具有U型關系,即在企業未上市或上市當年,風險投資會阻礙企業的技術創新,而在企業上市后,風險投資的抑制作用逐漸減弱,并不斷推動企業技術創新。馮照楨將我國各省市及自治區在2001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為基礎,構建PTSR模型,開展數據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與風險投資規模相關,當企業的風險投資規模達到一定數值時,會從抑制作用轉變為推動作用,二者存在U型關系[3]。